机器道德决定的作出是基于一种程序或软件，从深层理解，却是来源于机器的使用者，因此在软件设计上体现一种道德的力量，可能是关键和必要的。
离开了国家政权，法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我国现有的高校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仍然以开设热门、高工资和高回报率的专业为主，丧失了大学法学教育应有的本意。
但是，中西方法学理论体系中的民主理念却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执政优势、组织优势和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对各种利益关系加以调整，才没有出现盲目地追求形式上的民主而导致金钱政治、社会不公正乃至国家分裂。(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世界法学重要的理论体系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世界法学理论体系上独具一格的理论体系，他与西方那种将法学理论体系建立在各种学术流派基础上的法学理论不同，他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发展道路的理论思想。高校既肩负着立德树人，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的重要任务，同时也要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26]我国法学教育长期忽视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教育，存在着重专业知识学习、轻职业伦理教育，重专业素质教育、轻理想信念教育，重外国法律移植、轻本土经验总结的倾向。自然法中的自由权利等理念传入中国，促进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正义、自由、平等等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不仅开始有意识的关注自己的合法权利并在条件成熟时试图凭借某些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还在个人意识里树立起了尊重他人权利和自由的理念，这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朝着良态发展的表现。法律资源主要是指保障法律实施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例如，在执法检查过程中，议程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直接导致很多法律的实施状况始终无法得到执法检查者的足够关注，这无疑将进一步影响到这些法律的及时完善。[112]参见[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亦有学者强调法治意识形态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的良法还在途中的时候，法治战略实施必须有法治意识形态的配合。[41]参见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变革》，《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3期，第18页。
既包括实体规则，也包括程序性规则。[146]参见徐德信：《规制的公共实施论评述》，《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期，第123-125页。
[15]参见张晓斌：《法律实施效果的定量评价方法》，《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第154-160页。[100] 夫妻假离婚以转移财产、民间借贷影子合同、套路贷、专利恶意诉讼等虚假诉讼、欺诈和恶意诉讼时有发生，甚至采取经济纠纷政治化、个体事件公共化进行缠诉闹访。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法律的规定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漏洞，[63]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制定法滞后于实际情况。此类选择性守法往往与滥用诉讼、滥用投诉、滥用信访等相结合，对法治的运行和社会秩序都造成了严重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法律实施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浪潮。针对典型现实问题，诚信实施原则中至少包含三个具体原则。5.非强制优先原则 谦抑原则要求善用软法治理。第二，一个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力量中性，即任何一种力量，其性质是中立的。
法律实施乏效表现在三个方面：实施不足、实施错误和实施变异。[58]上述内容对于发掘法律实施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因此，其既可能推动、保证法律实施，也可能阻却、干扰法律实施。（四）诚信实施原则 诚信原则原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合同法领域中有帝王条款之称。
当时出版的法理学教材、专著将法律实施纳入其中进行阐释，[8]许多学术论文亦围绕法律实施专题展开研究。[135]参见钱大军、薛爱昌:《司法政策的治理化与地方实践的运动化——以2007—2012年的司法改革为例》，《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2期，第77页。张骐：《论法律实施中的阻力和对策》，《政法论坛》1988年第3期，第75-80页。法律实施天然的困难性在于法律实施的非自为。这意味着，法律实施应当遵循最小强制原则：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法律实施目的的，不得实施强制性的措施。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随着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法治实践的发达，诚信原则也被视为是公法的一项重要原则。[56]参见注[19]，第477-486页。
当面临规则缺失、规则瑕疵乃至规则错误时，应该如何开展法律实施活动。人文关怀原则体现了法律实施中情法两济的努力。
杨利、王佑臣：《当前法律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法学论坛》1992年第1期，第24-27页。[56]胡旭晟教授提出了守法的基本原则，并将其分为两个维度。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立法，不过是为法律实施做准备。因此，在法律实施中必须秉持谦抑原则，确保法律实施回归到其基本职能上来。[93]参见陈年冰：《执法的公开性与公正性——兼议暗中执法引起的几个问题》，《法学》2006年第5期，第99-102页。促进自治规范的形成和实施有助于弥补正式法难以介入的尴尬地带，并促进社会自律和成员守法用法习惯与能力的养成。
[111]私力因素可以减轻法律控制的负担并降低法律控制的成本，正因为如此，在有良好自治传统的社会中，国家强制力可以降到最低限度。运动式执法是指执法机关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力量对某种违法行为从重、从严、从快地进行治理的执法方式。
[141]参见罗莉：《作为社会规范的技术与法律的协调——中国反技术规避规则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72-84页。（二）全维实施原则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飞速发展，一个更为值得强调的准则应当被确立为法律实施的基本原则：全维度实施原则。
斯蒂格勒强调，社会必须放弃全面实施规则的观念，法律实施应当控制在合理水平，原因正是实施法律费用昂贵。在理论上，法律控制的合理边界应当确定在边际控制收益与边际控制成本恰好相等的位置上。
[74]参见戴治勇：《选择性执法》，《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28-35页。在实施主体的裁量权范围之内，选择最小侵害的手段。法律规则的存在比它的正义性与合目的性更重要。[3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页。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向法律实施移转。平等实施具体涉及三类公平要求：一是要求公平处理，在执法和司法中反对特权。
其方法大多是变换行为主体、标的物或者行为类型。[90]诚信原则在实体法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程序法的原则性要求。
‘消极守法指守法主体对法律规范(主要是义务性法律规范)的被动服从以及对合法权利的正当放弃。2013年，由江必新教授领衔、中南大学组织牵头的《中国法治实施报告》启动编纂，现已连续发布5卷。
